王维代表作(王维诗的名字被题目代替)
王维名诗《王冠》的缘由。
任何统治者都喜欢“温柔”和“纯洁”的艺术。王维的诗即使没有宗教因素，也只能通过冲淡平和超然的诗风来获得回报。图为中卫沙坡头王维雕像。(南方周末记者冯飞/摄)
王维死后不久，他的弟弟王锦当上了宰相，也就是戴宗朝。戴宗称王维为“名诗人”:“清代伯家，天宝名诗人，我在王座上尝其动静。”(《旧唐书·王维传》)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最繁荣的时期。与王维同时期的诗人，产生了李白、杜甫、何、王之涣、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不用说整个唐朝了。王维得到的不仅仅是皇帝的称赞，而是舆论的称赞。作为诗人，王维能得到这样的评价，比起同时代的杜丽，更不用说屈原和陶渊明了。但是艺术需要时间去鉴别。当它是一个复杂和滞后的过程时，我们可以从东方和西方找到太多的例子。
清代孙著《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权威的诗歌总集。这本选集影响广泛，几乎是不朽的读本。总共有77本书，311首诗。杜甫以38首入选最多，王维以29首位列第二；第三名是李白的27首诗，第四名是李商隐的22首诗。可见，直到清代，王维都享有如此崇高的文学地位。
唐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佛教和道教，这大概也是王维地位高的原因。比如代宗先入佛门，与回纥、吐蕃作战，请和尚在宫中念经。战争结束后，它被认为是僧侣的作品。玄宗也痴迷于佛道。他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不拘一格的文人典范。没有一个诗人的作品比王维的诗更接近佛道。在唐代佛道盛行的精神文化氛围中，王维的巨大影响是自然的。皇帝命令宰相王锦去寻找他哥哥的诗。王锦回忆说，他经历了“安史之乱”，他哥哥的诗只剩下十分之一。但最后他还是找到了400多首诗，编成十卷，献给了代宗。
任何统治者都喜欢“温柔”和“纯洁”的艺术。王维的诗即使没有宗教因素，也只能通过冲淡平和超然的诗风来获得回报。如果有太多的愤怒、悲伤、刺痛的疾病和腐败，就会引起朝野纷争。不仅统治者，民众也会无休止地争论:难以接受，也不会被欣赏。比如他最看重的白居易的《讽刺诗》，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确实在寺庙和民间很流行。
激烈地为弱者辩护不一定会得到弱者的欣赏，真正的人民代言人也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尊重。相信这个群体是有条件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甚至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艺术鉴赏这种极其复杂、难以言说的东西，永远无法简单化，很难达成对艺术的普遍理解和共识，我们一再强调的“大尺度”，往往并不为某一时期的人们所知晓。交往需要很多条件，平凡和庸俗往往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崇高的、杰出的、美好的精神，不一定会被认可，或者会在某个时期被隐藏，会走上一个极其平淡的阶段。也许它的生长期和繁盛期已经非常遥远，甚至被压在时代变迁的地壳的岩石和岩浆下，变成矿藏或者一无所有。凡事总有例外，但不要期待。妥协、公约数、平均值有时是群的同义词。更高的东西不会在趋势里，趋势的更高也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趋势是指中等水平以下的“共识”。
王维的“诗题冠”，既不会成为标准，也不会成为结论。反而让我们想起了趋势中的事情。从整体上看，王维诗歌的形式大于内容，而内容则是淡泊、静美、超脱的。这种艺术有益于修养和消遣，适合各行各业的人。
纵观中国文学史，当时及以后，受王维诗风影响较大并在其代表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导因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诗题冠之”的称谓似乎有些夸张。中唐以后，模仿王维的文人开始减少，甚至到了宋代。欧阳修、苏东坡、陆游等大诗人对王维的推崇和吸收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性的补充。明清时期，王维的诗歌地位直线上升，一度超过杜丽，甚至被誉为唐诗之一。王维的画在宋代备受推崇，因为北宋是文人画兴起的时代。苏东坡曾认为王维的画在艺术上超越了“画圣”吴道子，王维的禅诗对宋元山水画也有一定影响。
南宋许娥在《周岩诗话》中评价王维:“从杜丽下来，应该是之一。”清代的贺尚也持这种观点。看看今天这个说法。有点离谱。王维的诗很优秀，但平庸也很明显。平庸，作为很多情况下的更大公约数，更容易得到呼应。尤其是当这种平庸与宗教观念、观念思维、艺术表现不谋而合时，更容易产生共鸣。艺术民主指的是艺术产生的环境，而不是机械的评判方式。评判文艺，直到现在，人们还经常用投票的方式，这其实是一个可笑的噱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人在某著名大学讲中国的文化史，鼓励学生给唐代诗人投票，强调一个诗人达到的文学高度是标准之一，但他们不能忘记的另一个标准是后世人民喜爱的诗人的广度，也就是更大公约数和人民的影响，这也成了先决条件。结果是李白之一，杜甫第二，王维第三。我们认为这是“小尺度”的影响造成的，它包含了大量不纯熟的解法，缺乏一些艺术理性。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王维，而是试图还原他原本的真实和魅力。
其实魅力和价值是可以错位的。当它们错位的时候，无论如何对诗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是另一种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