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陵笑笑生
公元前1043年的一天，在今河南省淇县一片宫殿废墟前，青草凄凄，庄稼遍野，一位风尘仆仆的贵族伫立良久，千言万绪，最后结成诗篇：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史记·宋世家》
这个特定的历史镜头，定格在中华民族永久的历史记忆中，后人给这首诗歌取名《麦秀之诗》。
在近300年后，这样的镜头再次上演，另外一位老臣站在另外一片宫殿废墟前，悲呤《黍离》。
在我们的民族记忆深处，麦秀、黍离已成为亡国之痛的代名词。
呤哦《麦秀之诗》的这位老者，往东绝尘而去，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据说后来他立国于东方，国名朝鲜，开朝鲜文化之先，这位老者，名叫萁子。
而他诗词中的“狡童”，却在后来的三千年中，不断被脸谱化、丑恶化，于是，他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商纣王。
拜《封神演义》这样名著影响，商纣王的“事迹”妇孺皆知，他残暴无道，宠信妲己，草菅人命，诛杀功臣，鱼肉人民，作尽天下坏事。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与秦始皇、隋炀帝一样遗臭万年，最后，仁义的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建立了周朝天下。
商纣王一生真相，可谓云山雾罩，他的功与过、罪与罚，他的悲壮与凄凉，全然少有人去理会。
甚至，“纣”这个名字，都是别人强加在他头上。
▼01.传说中的无道暴君
《史记·商本纪》这样记载：
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商纣王正式名号为帝辛（《吕氏春秋》载其名字叫受），用天干作为名号是商朝君主定制。从商汤算起，帝辛已是商朝第27代君主。在帝辛父亲帝乙时代，殷商王朝已经到了“殷益衰”的境地。帝辛即位后，理当励精图治，振兴商朝六百年基业。但按照《史记》的记载，这位末代商王，却反其道而行之，《史记》对帝辛的“罪行”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这位帝辛表现出了过度的自信，“以为皆出己之下”，他生活极度腐化，酒色财气，样样皆有，不但有，还玩出花样，编制黄色歌曲，排练艳舞，建设了大型娱乐工程鹿台，还创造性地建设了“酒池肉林”这一旷古绝伦的案例。
事实上，孔子不少后世弟子，对帝辛的遭遇表达了不解，除前文所述子贡外，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也曾对帝辛冤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认为，作为亡国之君，桀纣被后世羞辱，说到罪恶，必然扯到两人身上。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帝辛，乃至对殷商是什么态度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下了孔子临终前的一段场景：
孔子因叹，歌曰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因以涕下 。谓子贡曰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 。”后七日卒。
子贡正是那位生长于殷商故地卫国的门徒。如果说“天下无道久矣，没人相信我的主张”，完全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无奈，我们尚可理解，七十三岁的孔夫子，历尽千辛万苦，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此时，能将他宏大理想付诸实施的子路已死在卫国，圣人理想前路甚是渺茫，作出这样的感概，完全意料之中。
但颇为离奇的是，他对子贡说起昨夜他那奇怪的梦境，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而这完全是殷商族人特有的祭奠形式。圣人人世间最后一句话竟是“予始殷人也”（我原本是殷人啊），完全是一幅恍然大悟的光景。我说到底，最终还是殷商后人啊！
而另一层意思，就更耐人寻味了。从语境分析，“予始殷人也”丝毫读不出自豪的味道，相反，却充满悲壮、凄凉。一生宣扬周公制度、周鲁文化，到头来却始终是一个殷人，正如《天龙八部》中虚构的萧峰，在汉文化环境下长大，却是个契丹人。这种内心的矛盾，让主人公无限痛苦。
可以说，“予始殷人也”和“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一样，摧毁了孔子最后的精神支柱，这正是他发出“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样浩叹的原因。
根据《史记索引》引用的《孔子家语》，孔子祖先乃帝辛的庶兄，也是第二代的宋国国君微仲,由于微仲之后的宋国国君基本采取了父传子制度，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正宗的宋国公室后裔。
到了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时代，“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子家语》）。孔父嘉由于与当时宋国公室已出五伏（宋湣公五世孙），就另立公族，以“孔”为氏。
孔父嘉的妻子，也就是孔子的老祖奶奶，长相漂亮，被老色鬼华督看上了，为了霸占孔子的老祖奶奶（利孔父妻），就刻意制造她丈夫的谣言，并在不久后果真诛杀孔父嘉，占有其妻，甚至连支持他的宋殇公一起送上西天。
这场政变，完全改变了孔氏家族的命运，摧毁了孔氏家族在宋国的存在。孔父嘉独子木金父为避免灭门，逃亡到鲁国。从此，孔氏家族成为鲁人。
那么，对于帝辛，孔子是如何评价的呢？
从现存孔子编辑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孔子对帝辛的直接评价，然如有人说他对帝辛是同情的，这就大错特错了。
孔子赞扬“殷有三仁”，殷有三仁而亡国，正是因为有帝辛之不仁。这是应有之义。在春秋末期，帝辛已被丑化到相当程度，子贡已表达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感慨。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对帝辛冤案不置一喙，事实上就是默认帝辛是残暴之君。
也就是说，孔子是“非纣”的。
在后人记载中，孔子直接提到过帝辛。《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对“死谏”的评论时，这样写道：
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
《孔子家语》被考证并非伪书，因此，这个说法可能是极少的孔子直接提到帝辛之处。此说法与《论语》里“比干谏而死”说法一致。而孔子直呼“纣”而非帝辛，更清晰地表明了孔夫子的历史观。
孔子逝世六百年后，东汉文士王符竟然“发现”了孔子对商纣的直接评价：
故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
这里，孔子直截了当地给商纣王下了结论——“非一恶而亡”。殷商之废，正在于商纣的作恶多端。
上述记载，或多或少都有造伪之嫌疑。但是，这些评论是符合孔子的历史观，符合儒家学说的内在逻辑。
为何这样说？
孔子必然要非纣的，这是历史观的“大我”。
非纣，关系到儒家思想立宗基础，关系到儒学作为华夏文化正统的历史渊源。
更明确地说，儒家思想的历史正确性，来源于周代殷商的历史正当性。帝辛不恶，则儒家不正。
▼04.儒家立宗的历史观
颜渊，是孔圣人最得意弟子。他问孔子什么是仁。
这是关系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回答也非常言简意赅：“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克己复礼”正是儒家的立宗基础。“克己”是士人的个人，“复礼”是儒家对家国治理的理想状态。克己复礼也清晰地表明了儒家的历史渊源。
复“礼”，复的不是夏朝的“礼”，也不是孔子祖先商朝的“礼”，而是周“礼”。在孔子的境界里，周礼是最理想、最完备的社会制度。
关于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史记》援引了《论语》，这样记载道：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观殷夏所损益，曰 ：“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史记·宋世家》）
这段话至关重要，它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孔子的核心历史观、价值观。在当时已有的三代华夏文化中，孔子认为，夏礼“文”，商礼“质”，而周“监”二代，这里“监”翻译成现代时髦用语“批判继承”更为合适。
于是。在祖先朝的商礼和敌国的周礼上，孔子坚定地选择了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的世界里，若能恢复周礼，天下将是大同世界，处处皆理想国。
这是孔子毕生的理想。
事实上，“周监于二代”不是孔圣人的对周礼的评语，说这话的，正是这位周礼的最终定型者，他在孔子之前五百年就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周书·召诰》）。
而这位伟人，是孔圣人一生崇拜的圣人，孔圣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正是渊源于这位圣人，孔圣人一生追求，正是要恢复这位圣人开创的制度。
他被后世王朝尊为“元圣”。他正是孔子心中祖国鲁国的始祖——周公旦。
而他，也恰恰是孔子祖先商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是武王革命的核心人物。
周公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文、武二王在位时，他作为中枢成员，制定各项决策。牧野大战后，未几武王中道崩殂，他更是走到前台，身位摄政，最终完成灭商大计。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公革命”或许比“武王革命”更恰当。
武王伐纣，仅仅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攻入了商人的首都，处决了商人的元首。
仅此而已。
周武王未与殷商主力军队决战，也未能制服支持殷商的诸侯国，更未能以小国寡民统治“庶殷”万千民众。
更为重要的，周武王没有为周天下八百年基业建立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周礼”
而这一切，都是周公旦完成的。
后世《尚书大传》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周公旦在武王崩殂后的丰功伟绩：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武王伐纣不久便逝世，周公旦实际执掌宗周，他剪灭武庚，击溃了殷商主力军队；平定三监，奠定了王室内部安宁；讨伐奄国，代之以鲁，扫除殷商心腹诸侯势力；于殷商故地封建卫侯，营建成周（洛邑），设立东八师，看管殷民。
平定殷商余绪后，周公旦将姬姓、姜姓子弟分封各地，屏藩周室。
周公武威开创，使周人真正实现了对殷商故地的殖民统治。
仅凭这些功绩，周公旦已超越周武王。
然仅有这些，周公旦充其量是个大政治家。
制礼作乐、致政成王，足以使他成为圣贤。
他基于宗周历代先王制度，“监于二代”，定型为周礼——制礼作乐。周朝礼乐，真正奠定了八百年基业的天子大业。
致政成王，可谓天下大仁（虽然周公旦极有可能曾称王僭越），这本身也是他制定礼乐的一部分——彻底废除殷商兄终及弟制度，代之以嫡长子继位的周朝宗法制度。
直到五百多年后，被孔子推崇周礼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孔子认为，儒学的最高理想是“仁”，天下最大的“仁”，就是恢复周朝礼乐，若能恢复周朝礼乐，则天下归仁。
对周公旦的崇尚，对周礼的狂热，已深入孔子骨髓。
以至于，他意识到自己衰朽年迈，再也无力实现恢复周礼的信号，竟然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
宗法周公，是孔子理想与学说的来源；
周公礼制，是孔子追求的“仁”的标本。
而这一切的历史观基础，正是周革殷命的正义性。
因此，从文化认同上，绝对推崇周礼的孔子，也必然要认同周礼存在的历史观基础——武王伐纣是正义的，是仁代替了不仁，文明代替了野蛮。
汉代以来，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主流，孔子的历史观，必然成为中国士人的标杆。
这正是秦汉以来，帝辛仍然站在耻辱观象台上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