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陵笑笑生
公元前1043年的一天,在今河南省淇县一片宫殿废墟前,青草凄凄,庄稼遍野,一位风尘仆仆的贵族伫立良久,千言万绪,最后结成诗篇: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史记·宋世家》
这个特定的历史镜头,定格在中华民族永久的历史记忆中,后人给这首诗歌取名《麦秀之诗》。
在近300年后,这样的镜头再次上演,另外一位老臣站在另外一片宫殿废墟前,悲呤《黍离》。
在我们的民族记忆深处,麦秀、黍离已成为亡国之痛的代名词。
呤哦《麦秀之诗》的这位老者,往东绝尘而去,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据说后来他立国于东方,国名朝鲜,开朝鲜文化之先,这位老者,名叫萁子。
而他诗词中的“狡童”,却在后来的三千年中,不断被脸谱化、丑恶化,于是,他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商纣王。
拜《封神演义》这样名著影响,商纣王的“事迹”妇孺皆知,他残暴无道,宠信妲己,草菅人命,诛杀功臣,鱼肉人民,作尽天下坏事。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与秦始皇、隋炀帝一样遗臭万年,最后,仁义的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建立了周朝天下。
商纣王一生真相,可谓云山雾罩,他的功与过、罪与罚,他的悲壮与凄凉,全然少有人去理会。
甚至,“纣”这个名字,都是别人强加在他头上。
▼01.传说中的无道暴君
《史记·商本纪》这样记载:
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商纣王正式名号为帝辛(《吕氏春秋》载其名字叫受),用天干作为名号是商朝君主定制。从商汤算起,帝辛已是商朝第27代君主。在帝辛父亲帝乙时代,殷商王朝已经到了“殷益衰”的境地。帝辛即位后,理当励精图治,振兴商朝六百年基业。但按照《史记》的记载,这位末代商王,却反其道而行之,《史记》对帝辛的“罪行”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这位帝辛表现出了过度的自信,“以为皆出己之下”,他生活极度腐化,酒色财气,样样皆有,不但有,还玩出花样,编制黄色歌曲,排练艳舞,建设了大型娱乐工程鹿台,还创造性地建设了“酒池肉林”这一旷古绝伦的案例。
事实上,孔子不少后世弟子,对帝辛的遭遇表达了不解,除前文所述子贡外,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也曾对帝辛冤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认为,作为亡国之君,桀纣被后世羞辱,说到罪恶,必然扯到两人身上。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帝辛,乃至对殷商是什么态度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下了孔子临终前的一段场景:
孔子因叹,歌曰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因以涕下 。谓子贡曰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 。”后七日卒。
子贡正是那位生长于殷商故地卫国的门徒。如果说“天下无道久矣,没人相信我的主张”,完全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无奈,我们尚可理解,七十三岁的孔夫子,历尽千辛万苦,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此时,能将他宏大理想付诸实施的子路已死在卫国,圣人理想前路甚是渺茫,作出这样的感概,完全意料之中。
但颇为离奇的是,他对子贡说起昨夜他那奇怪的梦境,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而这完全是殷商族人特有的祭奠形式。圣人人世间最后一句话竟是“予始殷人也”(我原本是殷人啊),完全是一幅恍然大悟的光景。我说到底,最终还是殷商后人啊!
而另一层意思,就更耐人寻味了。从语境分析,“予始殷人也”丝毫读不出自豪的味道,相反,却充满悲壮、凄凉。一生宣扬周公制度、周鲁文化,到头来却始终是一个殷人,正如《天龙八部》中虚构的萧峰,在汉文化环境下长大,却是个契丹人。这种内心的矛盾,让主人公无限痛苦。
可以说,“予始殷人也”和“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一样,摧毁了孔子最后的精神支柱,这正是他发出“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样浩叹的原因。
根据《史记索引》引用的《孔子家语》,孔子祖先乃帝辛的庶兄,也是第二代的宋国国君微仲,由于微仲之后的宋国国君基本采取了父传子制度,所以孔子可以说是正宗的宋国公室后裔。
到了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时代,“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子家语》)。孔父嘉由于与当时宋国公室已出五伏(宋湣公五世孙),就另立公族,以“孔”为氏。
孔父嘉的妻子,也就是孔子的老祖奶奶,长相漂亮,被老色鬼华督看上了,为了霸占孔子的老祖奶奶(利孔父妻),就刻意制造她丈夫的谣言,并在不久后果真诛杀孔父嘉,占有其妻,甚至连支持他的宋殇公一起送上西天。
这场政变,完全改变了孔氏家族的命运,摧毁了孔氏家族在宋国的存在。孔父嘉独子木金父为避免灭门,逃亡到鲁国。从此,孔氏家族成为鲁人。
那么,对于帝辛,孔子是如何评价的呢?
从现存孔子编辑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孔子对帝辛的直接评价,然如有人说他对帝辛是同情的,这就大错特错了。
孔子赞扬“殷有三仁”,殷有三仁而亡国,正是因为有帝辛之不仁。这是应有之义。在春秋末期,帝辛已被丑化到相当程度,子贡已表达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感慨。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对帝辛冤案不置一喙,事实上就是默认帝辛是残暴之君。
也就是说,孔子是“非纣”的。
在后人记载中,孔子直接提到过帝辛。《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对“死谏”的评论时,这样写道:
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
《孔子家语》被考证并非伪书,因此,这个说法可能是极少的孔子直接提到帝辛之处。此说法与《论语》里“比干谏而死”说法一致。而孔子直呼“纣”而非帝辛,更清晰地表明了孔夫子的历史观。
孔子逝世六百年后,东汉文士王符竟然“发现”了孔子对商纣的直接评价:
故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
这里,孔子直截了当地给商纣王下了结论——“非一恶而亡”。殷商之废,正在于商纣的作恶多端。
上述记载,或多或少都有造伪之嫌疑。但是,这些评论是符合孔子的历史观,符合儒家学说的内在逻辑。
为何这样说?
孔子必然要非纣的,这是历史观的“大我”。
非纣,关系到儒家思想立宗基础,关系到儒学作为华夏文化正统的历史渊源。
更明确地说,儒家思想的历史正确性,来源于周代殷商的历史正当性。帝辛不恶,则儒家不正。
▼04.儒家立宗的历史观
颜渊,是孔圣人最得意弟子。他问孔子什么是仁。
这是关系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回答也非常言简意赅:“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克己复礼”正是儒家的立宗基础。“克己”是士人的个人,“复礼”是儒家对家国治理的理想状态。克己复礼也清晰地表明了儒家的历史渊源。
复“礼”,复的不是夏朝的“礼”,也不是孔子祖先商朝的“礼”,而是周“礼”。在孔子的境界里,周礼是最理想、最完备的社会制度。
关于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史记》援引了《论语》,这样记载道: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观殷夏所损益,曰 :“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史记·宋世家》)
这段话至关重要,它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孔子的核心历史观、价值观。在当时已有的三代华夏文化中,孔子认为,夏礼“文”,商礼“质”,而周“监”二代,这里“监”翻译成现代时髦用语“批判继承”更为合适。
于是。在祖先朝的商礼和敌国的周礼上,孔子坚定地选择了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孔子的世界里,若能恢复周礼,天下将是大同世界,处处皆理想国。
这是孔子毕生的理想。
事实上,“周监于二代”不是孔圣人的对周礼的评语,说这话的,正是这位周礼的最终定型者,他在孔子之前五百年就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周书·召诰》)。
而这位伟人,是孔圣人一生崇拜的圣人,孔圣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正是渊源于这位圣人,孔圣人一生追求,正是要恢复这位圣人开创的制度。
他被后世王朝尊为“元圣”。他正是孔子心中祖国鲁国的始祖——周公旦。
而他,也恰恰是孔子祖先商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是武王革命的核心人物。
周公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文、武二王在位时,他作为中枢成员,制定各项决策。牧野大战后,未几武王中道崩殂,他更是走到前台,身位摄政,最终完成灭商大计。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公革命”或许比“武王革命”更恰当。
武王伐纣,仅仅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攻入了商人的首都,处决了商人的元首。
仅此而已。
周武王未与殷商主力军队决战,也未能制服支持殷商的诸侯国,更未能以小国寡民统治“庶殷”万千民众。
更为重要的,周武王没有为周天下八百年基业建立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周礼”
而这一切,都是周公旦完成的。
后世《尚书大传》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周公旦在武王崩殂后的丰功伟绩: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武王伐纣不久便逝世,周公旦实际执掌宗周,他剪灭武庚,击溃了殷商主力军队;平定三监,奠定了王室内部安宁;讨伐奄国,代之以鲁,扫除殷商心腹诸侯势力;于殷商故地封建卫侯,营建成周(洛邑),设立东八师,看管殷民。
平定殷商余绪后,周公旦将姬姓、姜姓子弟分封各地,屏藩周室。
周公武威开创,使周人真正实现了对殷商故地的殖民统治。
仅凭这些功绩,周公旦已超越周武王。
然仅有这些,周公旦充其量是个大政治家。
制礼作乐、致政成王,足以使他成为圣贤。
他基于宗周历代先王制度,“监于二代”,定型为周礼——制礼作乐。周朝礼乐,真正奠定了八百年基业的天子大业。
致政成王,可谓天下大仁(虽然周公旦极有可能曾称王僭越),这本身也是他制定礼乐的一部分——彻底废除殷商兄终及弟制度,代之以嫡长子继位的周朝宗法制度。
直到五百多年后,被孔子推崇周礼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孔子认为,儒学的最高理想是“仁”,天下最大的“仁”,就是恢复周朝礼乐,若能恢复周朝礼乐,则天下归仁。
对周公旦的崇尚,对周礼的狂热,已深入孔子骨髓。
以至于,他意识到自己衰朽年迈,再也无力实现恢复周礼的信号,竟然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
宗法周公,是孔子理想与学说的来源;
周公礼制,是孔子追求的“仁”的标本。
而这一切的历史观基础,正是周革殷命的正义性。
因此,从文化认同上,绝对推崇周礼的孔子,也必然要认同周礼存在的历史观基础——武王伐纣是正义的,是仁代替了不仁,文明代替了野蛮。
汉代以来,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主流,孔子的历史观,必然成为中国士人的标杆。
这正是秦汉以来,帝辛仍然站在耻辱观象台上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