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井冈宣布“三大纪律”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5000余人，分三路经平江、浏阳、萍乡向省城长沙推进。进攻途中遭到数倍敌人的围攻，损失很重。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会合。当晚的前委会上，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改变了湖南省委以及中央“会攻长沙”的计划，做出了“退往湘南”的正确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带着部队离开浏阳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进军。
上山的路崎岖难行，部队忍饥受饿，疟疾流行，病员增多，思想问题突出出来。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参加暴动的工农赤卫队员也不愿意远离家乡，许多人不辞而别。一个连跑光了，团里还不知道。部队面临溃散的严峻形势。怎么办?脚化了脓的毛泽东，坚持不坐担架，一瘸一拐的走在战士中间。他一边同战士们交谈，鼓舞士气，一边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
当时起义的队伍，形式上虽然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很多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但部队的主体由旧军人和农民组成。前者旧军队习气严重，后者自由散漫，而且旧军人多数也是农民出身。他们虽然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旧军队陋习和农民阶级的烙印，一时还难以消除。原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队员，才随队南下到江西莲花，就已走掉一大半，他们可以在家乡闹革命、分田地，却不愿为全体农民的翻身解放而远离故土。旧军队是雇佣制，靠的是金钱待遇。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干革命要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改造旧军队，建设人民新军队的关键是转变思想。要改变旧军队的习气，必须从思想上加以改造，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党员，教育群众，使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为民族的独立、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在顺利时还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盘散沙。正反两个方面使毛泽东认识到，打仗光靠人多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那么只能是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毛泽东一边总结失败的教训，一边琢磨办法。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一创造，把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彻底区别开来。离开三湾前，毛泽东站在枫树坪的大石头上给部队讲话，他说：有人担心我们是不是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共产党、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大众打天下的，因此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国民党的部队是欺压工农群众的，是失道寡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能打破蒋介石那个大水缸!官兵精神振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踏上上井冈山的征程。
当时，有数支当地农民武装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活动，其中以袁文才、王佐的势力最大，袁文才驻茅坪，王佐驻茨坪。如何对待袁、王的农民武装，有人提出以武力解决，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个政策问题，不是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对他们只能来文，不能来武，要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与我们一样成为真正革命的武装。
10月6日，毛泽东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亲自会见袁文才。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各自队伍的情况，交流了各自的打算。当毛泽东送他们一百支枪后，袁文才很受感动。袁文才随即回赠了600块银元，同意先将留守处、卫生队(后改为医院)放在茅坪。井冈山的大门对工农革命军敞开了。
此后半个多月，毛泽东一边继续做袁、王的工作，一边在井冈山周围地区活动，带领部队熟悉周边环境，打游击筹款子。
在与王佐部联系时，毛泽东率部住进了荆竹山村。此村有二三十户人家，家境都很窘迫，房子大都是土墙、杉皮顶，家中很难找到值钱的东西，有的全部家当不到两箩筐。但得知部队要来，都迅速把房子打扫干净，铺上晒谷物的晒垫，又将家里有限的粮食、干菜、笋干等拿出给部队吃。
那晚，毛泽东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已是晨曦满窗。他正准备起床，忽然听到隔壁有人说话，意思是部队偷挖了房东家的红薯，房东要求小声点，别让睡在上房的他听见了。他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他立即起床，来不及洗漱，就把房东叫过来问：“老表，我刚才好像听说你家的红薯被我们的人偷挖了?”毛泽东似乎看透了房东的心思，叫他不要有顾虑，把实情说出来，并说：“我们这支队伍是工农革命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自己的队伍不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反而去偷挖自己人的红薯吃，这能允许吗?几个红薯不算什么，可它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房东非常感动，答应实话实说，但要求毛泽东不要去处理挖红薯的人。毛泽东点了点头。房东说：“刚才，我儿子去割薯藤回来喂猪，看到红薯被挖，就顺着脚印去寻，发现是住村边一户的部队挖的。”毛泽东觉得这事虽小，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于是，立即让警卫员把何挺颖找来，要何去了解是哪些人偷挖了红薯。一会儿，何代表跑来报告，是一班战士偷挖的。
昨晚就寝后，大家很快都睡着了，可越睡越感到冷，一个个都被冻醒了。虽然还只是深秋，但山里就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没有被盖，又只穿单衣，怎么抗得住寒气呢?而且晚饭都没有吃饱，现在一冷，更感饿了。睡不着，有人提出生个火烤烤吧。大家一起去门外找柴火。有个战士跑到门前不远的地里挖了两个红薯，在身上擦了擦，吃了起来。其他人见了，觉得挖个红薯算不了什么，于是一人挖了两个红薯拿回来吃。
毛泽东听完，联系到因为纪律不明，从秋收起义以来，部队多次出现过不听指挥和缴获不归公的现象，有的还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王新亚领导的二团打下浏阳以后，从领导到战士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像放羊似的散了，有的上馆子，有的逛大街，有的把缴获的东西据为己有，谁说话都不听。后来敌军从长沙、醴陵几个方向反扑过来，根本无法抵抗，也没了指挥，很快就被敌人赶出了城，最后只有少部分人到文家市来会合，连王新亚也下落不明。这是个血的教训啊!
毛泽东把加强纪律的意见同何挺颖说了，又征求了罗荣桓等人的意见，大家都赞同颁布纪律。
10月24日9点左右，部队200多人集合排队站在雷打石前，毛泽东站在雷打石上。他带着浓厚湖南乡音讲话了。他从昨晚上有战士偷挖老百姓红薯的事，又讲到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大汾遭袭的经验教训。最后他庄严地说：“上述的这些事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必须严明纪律。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重视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和阶级觉悟，同时还要颁布纪律，用纪律来管理队伍。对于纪律，谁都不能违反，违反了就要严肃处理。为此我现在郑重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到王佐总指挥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所在地去。希望大家一定要坚决遵守纪律，和自卫军的弟兄们搞好关系，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大家做得到吗?”大家齐声答道：“做得到!”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
毛泽东从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着眼，从一个红薯着手，为工农革命武装制定了“三大纪律”，这既包含了对部队行动集中统一的要求，又体现了革命军队为人民的性质宗旨。“三大纪律”的诞生使工农革命武装的建设上了新台阶!
[1][2]下一页
